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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三家〈诗〉辑佚史》，主编《明代文学论丛》第1辑、第2辑，主持国家课题2项。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

摘要：袁宏道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根源于一种“边缘人心态”，具体表现为孤傲、疏狂的性格特征，归隐或游历的生活方式，以及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观念。这种心态发源于袁宏道人生的早期阶段，与其家庭环境、地域文化心理和思想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到其中后期，仕隐矛盾加剧，边缘人心态有逐渐模糊化的趋势。袁宏道诗文创作风格的变化以及性灵文学思想的确立，都以这种边缘人心态为基础，其中暴露了袁宏道的诸多理论错误。正是这些，导致袁宏道及其所代表的公安派无法成为引领晚明文学潮流的核心力量。

关键词：袁宏道；边缘人心态；性灵文学

引用格式：马昕.袁宏道性灵文学中的“边缘人心态”及其理论弊端[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48-161.

目录/contents

一、边缘人心态的确立及其成因

二、边缘人心态的发展与蜕变

三、袁宏道创作风格嬗变与边缘人心态的关系

四、边缘人心态影响下的性灵文学思想

五、结语

在明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公安派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公安三袁汇聚了此前徐渭、李贽等人的思想力量，顺应了晚明时期思想解放之大势，掀起了批判与反思复古文学的高潮。但这股声浪短暂兴盛之后却又迅速衰歇、后继无人，虽同为明清时期性灵文学思潮的代表，却与此后锺惺、谭元春所率领的竟陵派以及袁枚、赵翼所倡导的性灵文学热潮形成鲜明落差。其中不乏一些偶然因素，比如袁宗道位居台阁、官运可期，性格中也具备文坛领袖应有的素质，袁宏道创作成绩突出，理论表达清晰、明确，但二人都不幸早亡，其文学事业亦随之中道夭折；袁中道则长期困于场屋、位卑名轻，错过了成为文坛领袖的最佳时机。然而在这些偶然因素的背后，是否还有一些必然因素更值得我们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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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三袁小像

事实上，与钟、谭和袁、赵相比，公安三袁尤其是袁宏道的文学思想中缺少足够的建设性因素，其文学风貌中也缺少一股刚健浑朴的精神力量，这使得作为公安派最杰出代表的袁宏道，因其自身的心态局限，为整个公安派设定了一个阻碍其持续发展的“天花板”。本文认为，公安派速兴速衰的根本原因，应是袁宏道精神世界深处的一种独特心态，我们称之为“边缘人心态”。

左东岭先生曾在分析元代文人心态时提出过一个“旁观者心态”的概念，元代文人多沉湎诗酒、纵情山水，因此创作出大量具有隐逸色彩的文学作品，这与袁宏道的性灵文学有着颇为相似的外在特征。但元人的闲散放任是仕进之途受阻后的一种被迫选择，“是由于民族隔阂所带来的政治边缘化的历史状况而导致的”。我们用“边缘人心态”来概括袁宏道的文学动机，情况恰恰相反。袁宏道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宦途算不上坎坷，几次归隐都是出于自愿，反倒做官才是出于被迫。因此可以认为不是外在的政治境遇影响其文学表征，而是内在的心态因素同时决定了他的社会行为与文学创作。相较而言，旁观，则仍然在场；边缘，则心怀拒斥。元人的旁观者心态基本只与外在的政治境遇发生关联，而袁宏道的边缘人心态则关乎思想世界的深层动机。因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力图更准确地描摹袁宏道的心态面貌，以与此前的吴中派以及此后的竟陵派、随园派等相似的文学流派形成区别。

边缘人心态的特征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孤傲、疏狂的性格特征，喜好独往独来，对社会主流人群保持一定距离；二是或归隐或游历的生活方式，远离官场，甚至脱离乡土宗族；三是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观念，对社会正统意识形态（尤其是儒家思想）不加步趋。

边缘人心态的成因十分复杂，在袁宏道不同人生阶段的具体表现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心态不仅培育出袁宏道诗文作品的诸多风格面貌，也是其性灵文学思想的土壤和根基。因此，本文先从袁宏道文学生涯的三个主要阶段分别讨论其边缘人心态的具体表现，再讨论此种心态与其创作风格和文学思想的关系，最后则以此为观察视角，将袁宏道与袁宗道、袁中道乃至钟、谭、袁、赵进行比较，以期更加鲜明地确立袁宏道的文学史地位。

一、边缘人心态的确立及其成因

袁宏道于隆庆二年（1568）出生于湖北公安，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后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选授吴县知县，次年赴任。但在任仅一年，便不堪于吏事之繁重，多次上书请辞。最终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获准辞官，开始其放浪江湖的性灵人生。袁宏道辞任吴县知县之前这段时光，可以视作其文学生涯的早期阶段。其全集中的《敝箧集》《锦帆集》和《去吴七牍》就完成于此阶段，约占其传世作品的五分之一。

我们从这一时期的诗作中，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一种悲伤抑郁的情绪，这与其中后期作品的主体风格和情感基调迥然不同。尤其是在一些咏怀述志的诗篇中，袁宏道极力将自身塑造成寒窘而孤傲的贫士形象。这种形象除了贫穷和不遇的表层特征之外，还蕴含着孤独、寂寞的心理特征。像“谁是乾坤独往来”“尽日江头独醉归”“孤尊相对日，万死可怜身”“兀坐无俦侣”“独往吾何有，狂痴世所怜”“孤蓬四海人”“江湖迹易孤”“孤馆寂无人”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这些都是为了渲染袁宏道脑海中想象的那种独往独来、自外于喧嚣尘世的个人形象。其中时常表露出对主流社会的拒斥与疏离心理，具体的心理表征包括自卑、不甘与疏狂等方面。所谓自卑，例如他在《秋扇》中将失宠宫妃班婕妤手中的纨扇拟人化，称其“自甘藏箧笥，不敢触寒威”。此二句恰可为《敝箧集》这一书名作最佳的注脚，袁宏道借此隐喻身处社会边缘的寒士不敢对社会正统观念发起挑战，其中蕴含着如同弃妇一般的自轻自贱之意。所谓不甘，是说贫士号称“自甘”于寒窘的境遇，却又实实在在地透露出“不甘”的情绪。例如《感兴》其一中，袁宏道虽自言“富贵非所欲”，实则却是如同“白日不可挽，黄金不可为”一样求而不得罢了。所谓疏狂，则是自卑、不甘等负面情绪持续酝酿后的激烈征象。但它不是一众狂人的“群魔乱舞”，而是独孤贫士面对昏昏俗世的艰难抗争，因此“狂”的性格每每与“独”的境遇相关联。例如《病愈后作》其二中，先用“独坐真成闷，孤砧急暮声”二句铺陈了孤独、寂寞的情绪，继而说“乾坤偏恶道，世路几狂生”，视天地之间皆为恶道，且以“狂生”自比，颇有愤世嫉俗之感。而“狂”的对立面正是“俗”，所以袁宏道在《偶成》中说“世情到口居然俗，狂语何人了不猜”，将“狂”与整个俗世相对立。如果说自卑与不甘仍然暴露出贫士对俗世之名利残存一分觊觎之心，那么疏狂与俗世的对立便彻底了结了这份仅存的觊觎，宣告其边缘人心态的真正树立。

▲袁宏道《敝箧集》

此阶段著作《锦帆集》中的十余篇游记，历来被视作袁宏道文章中的极品，实则是在以山水景物象征其孤傲的情操。其中最著名者当推《虎丘》，该文描述了中秋之夜虎丘山上千人竞歌的场景：“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虽可称为盛况，却无美感可言；直到“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之时，“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人数大幅减少；继而仅剩“一人缓板而歌”，“清声亮彻，听者魂销”；而至夜深之时，唯有“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使“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袁宏道对独唱的形式情有独钟，似乎不仅与他对声乐艺术的欣赏喜好有关，背后暗示的意涵应是：独往独来的贫士之歌胜过百人千人的众声喧哗。而代表社会正统势力的官员则鲜明地站在了歌者的对立面，因为当袁宏道以知县身份登临虎丘之时，“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这使袁宏道感慨“乌纱之横，皂隶之俗”，竟唐突了贫士之歌的无限美感。袁宏道固然将虎丘歌者视作孤独贫士的现实化身，却又无比冷酷地将自己归入“横”与“俗”的行列，仅仅是因为自己此时尚有官职在身。而此文作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底，当时的袁宏道已“幸得解官”，无官一身轻的他再登虎丘，终于弥补了此前唐突歌者的遗憾。在《上方》一文中，袁宏道则将虎丘山与上方山构建成一组对立的形象：因虎丘“独卑”，与平原旷野相互掩映，“入目尤易”，因此游人众多；而上方“比诸山为高”，故而“四顾皆伏，无复波澜”，既无景可览，自然游人稀少。面对游人的一取一舍，袁宏道感慨道：“岂非标孤者难信，入俗者易谐哉？”“虎丘如冶女艳妆，掩映帘箔；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在虎丘与上方的对比中，后者不正是孤独贫士的象征吗？

在孤独、寂寞的心境之外，贫士形象还被赋予“无用”的哲学内涵。这一内涵集中呈现于《锦帆集》的尺牍文章中。尺牍是袁宏道作品中与诗和游记并称的重要文体，他在说与亲友的絮语中常有对其心境与志向的自陈。这些尺牍中最常见的内容就是倾诉其在吴县为官之苦，“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在《锦帆集》收录的百余篇尺牍中，这类倾诉俯拾即是、喋喋不休，又多是说与至亲密友，可见袁宏道对官场的厌恶并非虚语客套，而是其内心世界最真实的表露。他在《去吴七牍》中对上级陈述自己请求辞官或改任闲职的动机，是庶祖母詹氏的鞠养之恩不能不报；袁中道则认为袁宏道辞官是因为在天池山讼案中“意见与当路相左，郁郁不乐，遂闭门有拂衣之志”。但前者不过是一种老生常谈的说辞，后者则只能算是袁宏道下定决心辞官的“导火索”而已，根本原因实是袁宏道内心深处对官场所代表的主流俗世怀有坚决的拒斥心理。他认为知县之职是“最苦最下”之事，是对身心自由的“束缚”，整个官场则如“活地狱”一般煎熬着他，使他“通身是苦”，“苦痛入骨”。但他也清醒地知道，这所有的苦都怨不得官场本身，而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他终于发现，原来自己和芸芸众生并不一样，骨子里具有一种“无用之人”的基因，只能以边缘人的姿态和官场保持距离。袁宏道深知世间有大把大把的人真以做官为乐（即所谓“吏趣”），或是确具为官之才（即所谓“吏才”），他们都属于有用之人和可用之人。袁宏道却以做官为苦，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本就是个“支离无用”之人。他还在尺牍中多次将自己界定为“闲人”“无事人”“物外人”乃至“不复人世间人”，具有“不合于世”的天生反骨，其闲散与无用的基本特征就是处于人世间的边缘位置，与主流社会保持相当的距离。他此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既非庄子、列子一般超尘绝世、迥出群伦的“玩世”，也非遁入空门、犹存机锋的“出世”，更非空谈道德仁义的“谐世”，而应以“适世”二字做出精准的概括。他说：“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正是这种既不高明也不蠢俗而仅仅是闲散无用的状态，最贴合于袁宏道当时的自我认知，这些无疑都符合边缘人的心理特质。

袁宏道在其早期生涯中之所以具备这种边缘人心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在二十四岁所作的《述怀》诗中自言其“少小”时便已具备“手提无孔锤，击破珊瑚网”的魄力，有“不受拘束之抱负”。可见，这种边缘人心态应从其早期成长环境中探寻原因，而与其未入翰林、外任县令的政治遭遇无关。

▲《袁氏族谱》

首先是家庭环境的影响。袁氏祖上出身行伍，到父亲袁士瑜辈才开始弃武从文，却仅为诸生，终身未获一第。尽管袁宏道的科场命运堪称顺遂，但仍然缺少簪缨子弟的雍容和雅之气，这与唐寅出身商贾之家的情况颇有些类似。不过，家族出身的卑微，未必直接催生出边缘人心态。毕竟，同一家族出身的大哥袁宗道，就具备稳实、老成的性格特点。若比较三袁的童年经历，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差异，那就是宏道和中道都有母爱缺失的遗憾。

三袁皆为袁士瑜嫡妻龚氏所生，但袁宏道七岁时龚氏就早早离世，庶母刘氏掌家后，对龚氏所出三子有所苛待，而袁士瑜对此不闻不问，明显是有所偏心。袁中道晚年忆及此事时，仍说三兄弟“备尝荼苦”，“不忍言之”。不过龚氏去世时，宗道已满十五岁，他从龚氏那里获得过充足的母爱，即便有庶母的责难，但以其将及弱冠的心智也足以应对。而宏道、中道丧母时尚属幼年，二人早年的叛逆性格，恐怕与此有关。这与徐渭出生百日即丧其父，十岁时生母又被逐出家门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

母爱的缺失与父亲的偏心，深刻影响了袁宏道的童年记忆，这些都导致其对乡土宗族怀有较为疏远的心态。这并不是一种情理上的猜测，因为我们确实能在袁宏道的早期诗作中找到与此有关的些许印迹。其拟古乐府《悲哉行》塑造了一位矢志于长生之道的仙人形象，虽非作者个人形象的真实刻画，却与其早年经历颇为相似。仙人因为“宿志慕长生”而陷入“朋党尽刺讥”“父母不我容”的窘境，好不容易学成仙术回归故乡，却发现“归来见荒冢，半是孙曾碑。城池百易主，族里无从知”，亲朋皆已化作枯骨，人间早已换了模样，失去家族宗亲的接纳，唯有仙鹤相伴左右。这种“永生者”的孤独感，最为痛切深刻，看似超世高蹈，可一旦被家族关系排除在外，便相当于被整个世界抛弃，从此永远地沦为社会的边缘人。因此我们说，袁宏道之所以声称要告别现世人间，保持一种边缘人的姿态，似应与其童年时期父母之爱的缺失以及对家族的疏离感有关。

其次是楚人的地域文化心理。袁宏道中第成名之后，那些童年阴影终会慢慢消释，内心也逐渐达成平衡与和解。当他昂首步入科宦之途时，其社会身份也不再是家中失宠之次子，而是楚地新出之英杰。当他来到京城应试、候选，以及前往吴县任职时，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楚人的地域文化心理开始发挥作用。然而自宋元以来，两湖之地始终是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明朝建立之后，浙东、吴中、江西、闽、粤等地域文学流派在洪武时期纷纷崛起，却唯独缺少楚人的身影。湖南人李东阳建立了茶陵派，但其文学活动“所直接引发的是庙堂文学风气的转变，与楚一地文学并无多大关系”。复古派崛起后，楚人吴国伦虽然跻身后七子之列，却也没能将楚文化的内涵植入格调诗学的体系之内。相比于文化繁盛的中原和江南，楚地已经寂寞了太久。袁宏道却在其早年诗作中频频以“楚士”自居，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意识。例如他看到江陵人张居正死后被籍没时，作《古荆篇》以表痛惜之情，发出了“楚国非无宝，荆山空有哀”的感慨；他在为启蒙老师万莹所作的诗中说“楚士从来多寂寞”；他看到李沂、周弘禴因劾奏宦官张鲸而遭罢免时，控诉道“一时谪籍楚人多”；他因患病而自怨自艾时说“世路他如梦，浮名我失弓”，用的也是楚人失弓的典故。这种对楚人的同情心理，使我们感到他已经将楚人作为一个整体，当作中华文化版图中的一个边缘角色。而这种写法仅多见于袁宏道的早年作品，代表其边缘人心理的早期形态。

最后，如果将楚地文化的内涵具体化，就会发现这一“边缘地域”的背后还潜藏着诸多“边缘思想”的身影。一是禅学思想，湖北恰是禅宗南传过程中的重要坐标，四祖道信大师和五祖弘忍大师的道场都位于黄梅；二是道教思想，湖北境内的太和山（今武当山）正是明代道教最为繁盛之地；三是心学思想，万历早期的黄安、麻城恰是李贽传播心学思想的主阵地。相比居于主流地位的正统儒学，这三种思想都明显带有异端色彩。正是由于两湖并非正统思想的核心地带，公安更是“数十年无善治”之区，才使得这些异端思想“有隙可乘”，在楚地获得大规模传播。袁宏道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他八岁就已潜心禅门，开始“冥心求圣果”；二十一岁中举后“乃学神仙”；二十三岁又与李贽结交，深受“童心说”影响。这些最终都化作其早期诗作中的边缘人心态。

袁宏道早期诗作中的心学表达集中呈现在与李贽有关的诸多作品中，道教思想凝聚为楚地人物老子、庄子典故的大量运用，而禅学思想则突出地表现为逃禅倾向。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这些内容与孤独、疏狂的边缘人形象结合起来，使“边缘思想”“边缘地域”真正和“边缘人”构成关联。例如他在《漫兴》其二中说“独往吾何有，狂痴世所怜”，又说“昨来益自喜，信口野狐禅”，将孤独、疏狂的边缘人气质与逃禅行为建立起联系；又如《怀龙湖》一诗一方面是在怀念李贽，一方面又说“老子本将龙作性，楚人元以凤为歌”，表面用的是老子、陆通的典故，隐隐然是要效仿李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狂人狂态。此类表达的最终指向都是为了挣脱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束缚，尤其是对儒学、儒士发起质问。例如《狂歌》一诗云“六籍信刍狗，三皇争纸上”，讽刺那些假借孔子权威故弄玄虚之俗儒，一闻庄子所谓“至人”之言，便只能“垂头色沮丧”。

袁中道曾说“中郎别有灵源，故出之无大无小，皆具冷然之致”，亦即将袁宏道的性灵才情归于天分，但实情未必如此简单，我们认为应是基于以上这些复杂而深刻的因素。

二、边缘人心态的发展与蜕变

万历二十五年年初，袁宏道获准辞官。但他并未立刻回到公安，而是与好友陶望龄等人在杭州、绍兴、徽州一带游览数月，其间所作诗文编为《解脱集》四卷。是年六月至次年年初，袁宏道三次前往扬州、仪征一带游览，其间作诗百首，又结为《广陵集》一卷。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袁宏道自扬州入京候选，再次开启仕途，但接下来几年中只担任过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仪制司主事等闲散官职，多数时间在北京生活，其间所作诗文结为《瓶花斋集》十卷。万历二十九年（1601），袁宏道二度辞官，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始上京补礼部主事。这六年间，他隐居于柳浪馆，行迹多在公安及其周边的沙市、桃源等地，其间诗文作品辑为《潇碧堂集》二十卷。以上是袁宏道文学生涯的第二阶段，《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共占其传世作品的六成左右。在此阶段，他不断徘徊于仕隐之间，但多数时间处于归隐状态，即便做官也多为闲职，与担任吴县知县时的身心状态截然不同。可见在此期间，边缘人心态仍占据袁宏道精神世界的主要位置。

▲袁宏道《广陵集》目录

从《解脱集》这一书名可以看出，袁宏道对自己刚刚卸下官任时轻松自在的心情是毫不掩饰的。他如倦鸟归林一般，不仅是从繁杂沉重的地方政务和形格势禁的官场生活中解脱出来，更是从诸多“无形的枷锁”中解脱出来。首先是解除了一身的病痛，“官解而病亦解”。袁宏道早期诗作中时常写到罹患大病的状态，《病起独坐》《病起偶题》《病起》《病中见中秋连日雨，柬江进之》等诗都将多病的身体状态与其精神层面的不自由联系起来。然而《解脱集》卷一便有《病痊》诗云：“病合当求去，宦情非是阑。与其官作病，宁可活无官。”认为病与官同来同去，解职辞官后，身体也迅速恢复了健康。其次是摆脱了正统儒家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可以自由地沉湎于求仙、参禅的狂士生活中。例如他在《梦中题尊经阁醒后述之博笑》中说“多少穷乌纱，皆被子曰误”，在《闲居杂题》其二中说“儒衣脱却礼金仙，三十偷闲也少年”，又以游戏口吻作《醉乡调笑引》，宣称“天有酒则不倾，国有酒则不争，有王者起，必世而后仁，何用导以德齐以刑”。而在这些情绪的背后，仍然是边缘人心态在起作用。例如他在诗中写道“掷却乌纱是野人”，“野人”一词含有双关的含义，既是指他处于文明圈层的边缘位置，又能构成朝与野的对立，指向弃官归隐的生活选择。

但袁宏道的家庭出身其实不允许他如此轻松地隐居下来，毕竟他的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终于有宗道、宏道二人中第入仕，家族门楣还等待他们去光耀。所以袁宏道辞官后，因畏惧父亲的责难，竟不敢直接回到公安，而是在外游历不归。说是归隐，其实是“隐而不归”，这种状态也昭示了袁宏道与传统社会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应对父亲的质疑，袁宏道必须为其归隐行为找到合适的理由。这些都体现在他解官之初的诗文作品中，其中的思维逻辑仍然与边缘人心态密不可分。例如他在游览浙江桐庐时就严子陵的话题写了《严子陵滩限韵，同陶石篑、方子公赋》这组咏史诗。历来文人归隐，都以严子陵作为道德典范，以光武帝识人之明，他肯纡尊降贵亲自征召子陵入仕，就说明子陵必定胸怀大才，这一点历来都未曾引人怀疑。袁宏道却说严子陵不过是“羊裘钓滩下，一渔户而已”，将其界定为无用之人，而“无用合退藏，非是退藏是”，归隐本身未必比做官高尚，但既然是一无用之人，又何必盲目进入官场呢？对于袁宏道自身而言，既然“我才不如狗”，又“安用强奔腾”？“明月虽有照，终不笑孤灯。不见东阳殷，强出如冻蝇。”若无才无用而强入仕途，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不如“因拙而辞世”呢。同样的话题在同时所作的《钓台记》中也提到了，袁宏道对同游钓台的陶望龄说：“子陵知不可用而不用者也。”这整套逻辑都以“无用”为逻辑基础，带有明显的边缘人心态。

袁宏道在辞官之初的诗作中仍然极力描摹自己的孤独形象，但不像早年诗作那样，在孤独的姿态上笼罩一层悲伤的情绪，而是将“独钓寒江雪”的归隐生活写得充满乐趣、令人神往。如果说袁宏道早年的边缘人心态类似于屈原之“独醒”，因被主流社会抛弃而转入孤傲、疏狂的负面情绪；那么归隐之后则类似于杨朱之“独乐”，因是对主流社会的主动割舍，故而精神气象中多了些健康、爽朗的色调。例如他在《偶成》其三中说，虽然自己“天涯侣伴稀”，却“未须愁独立”，因为迟早会栖居于自己的梦中桃源，那里有“云来吹水叶，潮去落沙衣”的美景，也有“梅花伴钓矶”的自由生活。袁宏道对自己的“独乐”状态颇有些沾沾自喜之意，于是构成“独”的内涵。他自得于自己敏锐的判断，做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认为世间的“凡庸”之辈，价值观都已错乱颠倒，他们总是将真正的苦当作乐，将真正的乐当作苦，乃至“不食本分草”，却“拾他粪扫堆，秘作无价宝”。袁宏道对“乐”的内涵也有深刻的认识，认为隐逸生活的乐趣不是指“酒肉”“声伎”一类肤浅的享受，而是指“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的生活状态。换言之，袁宏道在传统的隐逸之乐中植入了新的元素，即“绝望于世”的边缘人心态。

不过很可惜，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京城为官的袁宗道就写信督促袁宏道进京候选、重入仕途。万历二十六年二月，袁宏道无奈地踏上进京之路。在旅途中，他就已经开始作诗宣泄其奔竞劳碌之苦。他在拟古乐府《门有车马客行》中塑造了一个入秦八年却始得一微官的底层官僚形象，又在《京洛篇》中塑造了一个携诗稿行卷于朱门的投考书生，俨然皆为其自身之投射。入京之后，官还没做几天，他就萌生退意，说“六载牵羁成底事，不如潇洒学为农”。随着生活逐渐安顿下来，他也终归无可奈何，只能给自己一个安于现状的理由：“逍遥未必是无官，割累忘情梦也安。”

在接下来几年的京城仕宦生活中，袁宏道的心态特征可以概括为：在仕与隐之间左右摇摆、纠缠不清。他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例如他在写给两位堂叔的尺牍中说：“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在写给友人潘榛的书信中说：“山居既久，与云岚熟，亦复可憎。人情遇时蔬鲜果，取之唯恐不及，迨其久，未有不厌者，此亦恒态也。”在《人日自笑》诗中写道：“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是贵著荷芰，是贱宛冠佩，是静非杜门，是讲非教诲，是释长鬓须，是仙拥眉黛。”他对自己的身份十分迷惑，官不官、隐不隐，介于多重身份意识的混乱状态中，简而言之就是“倏而枯寂林，倏而喧嚣阓”。自己此时到底是身处社会边缘得以寂寞、闲静，还是身处政治中心而须面对热闹、喧嚣，袁宏道是说不清楚的。如果我们说他的早期作品和辞官之初的作品中的边缘人心态是清晰而坚定的，那么此时这种心态就开始有些模糊不清了。在这种徘徊的状态中，官也是做不久的，最终只能陷入“寂寞繁华两不成”的窘境。

果然，在京为官仅仅三年，袁宏道就再次辞官，隐居于柳浪馆中。在一段优游林下的日子过后，他重新陷入对官场热闹的怀念中，开始扬言“不肖非以退为高”。大概是为了给这种妥协的行为作开脱，他努力寻找归隐生活的弊端，最常提及的则是偏僻的乡居生活中缺少社交的机会，例如他在写给友人的尺牍中袒露道：“青山白石，幽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语；雪齿娟眉，能为人语，而不能解人意。盘桓未久，厌离已生。唯良友朋，愈久愈密。” “山中莳花种草，颇足自快。独地朴人荒，泉石都无，丝肉绝响，奇士雅客，亦不复过，未免寂寂度日。”与“奇士雅客”的交往，使人不至于脱离社会主流圈层。看来那个曾经高唱着孤独之歌的独醒者袁宏道，如今也不再甘于边缘人的状态了。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袁宏道与弟弟中道、安道一同北上入京，补礼部主事。次年十二月，改吏部主事。万历三十六年（1608），任吏部验封司主事，摄文选司员外郎事。其于任上颇有作为，诛除奸吏，立年终考察书吏之法。次年，升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与兵部主事朱一冯往陕西典试。这几年的诗作结为《破研斋集》三卷。典试结束后的回京途中，袁宏道作华山、嵩山之游，此间诗文编为《华嵩游草》二卷。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初，升任吏部验封司郎中，二月离京南归公安，九月因病去世。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间的部分诗文作品又被编为《未编稿》三卷。这五年也恰是袁宏道文学生涯的第三阶段，《破研斋集》《华嵩游草》《未编稿》约占其传世作品的五分之一。在此阶段，他在心态上仍然徘徊于仕隐之间，但基本处于为官状态，且多涉及吏事、选举之实务。

▲袁宏道《破研斋集》

袁宏道在这一阶段的心态尤其难以捉摸，生活状态的巨变使他愈加偏离自己之前的人生规划，彷徨、迷惘的色彩变得特别强烈。值得玩味的是他万历三十四年北上入京途中，写下一首《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复北上，临发偶成》，尾联云“鸥凫争作语，客子几年归”。在这刚刚决定重入仕途的时候，他竟已萌生归意，盘算着数年之后再次归里山居。袁宏道在任职期间于潞河送别袁中道时，写下组诗，集中表达了归隐之志。这组诗作或托物言志，说“鱼宁愁水阔，鸟岂畏山深”“辟如纵鹦鹉，未有恋笼心”，自己虽在樊笼之中，却坚称自己未有恋笼之心；或直言“陶朱吾可学，凿水养鲲鳞”“吾庐行信美，乡社几时归”，仍在重申自己未来的归隐计划；最终则宣称“东皋犹滞酒，余乃醒而狂”，似乎又找回了那份疏狂而独醒的少年意气。另有《偶作》诗云：“为道知难进，求闲亦未成。凭将无益事，娱此有涯生。见水移觥去，闻山背袱行。感时多长语，虚窍偶然鸣。”前四句再次表达了在仕隐之间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后四句又似在逃避这一难题，见水闻山之时已羞于徜徉其间，而唯有匆匆离去、免生憾恨。再看《元日登王章甫水明楼》二首，其一云“经年劳碌马蹄间，久客虽归也不闲”，其二云“君欲读书我从仕，何曾真作看山人”，竟将自己多年的归隐经历一笔抹杀，认为那段山居的时光其实算不得真的归隐。如何理解此意呢？似乎只能归为一种心态上的认定：之前徜徉于山水之间的快意，不过是一时的错觉；而此时的出仕，才真正宣告其心态上的虚伪和软弱。这种如同失节一般的悔恨感，困扰着袁宏道，使他觉得仿佛世间万物也都是这种软弱的投射。万历三十六年，他游览武昌时作诗云：“遥知郁郁葱葱地，只在熙熙攘攘间。沙鸟窥鱼鸥觅渚，试看何物是清闲。”他面对武昌江头、晴川阁下山水与都市相错杂的景象，对于何为仕、何为隐，何为忙、何为闲，看得愈加模糊；同时，边缘与主流的界限也不再清晰。

三、袁宏道创作风格嬗变与边缘人心态的关系

将袁宏道的文学生涯分为上述三个阶段逐一分析，可了解其各个阶段诗文作品所蕴含的人格倾向，亦可从情感内容层面知其边缘人心态的树立与蜕变的大致过程。进一步分析则能够看出与情感内容相伴随却又不完全一致的变化轨迹，是其作品风格的嬗变历程。

袁宏道诗文作品在当时以及后世，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可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的评价来概括，即“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但其实这只能概括其中期作品的主体风格。袁宏道前期的《敝箧集》和《锦帆集》一共只有六卷，后期的《破研斋集》《华嵩游草》和《未编稿》一共只有八卷，数量都不多；而中期的《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共有三十五卷，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袁宏道诗文作品的主体面貌。但这也对前期、后期作品的风格形成了遮蔽效应，容易使人们忽略袁宏道由前期到中期以及由中期到后期的两次风格转变所包含的深刻意蕴。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先来看从中期到后期的风格变化。传统观点认为，其转变的“分水岭”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宏道主持陕西乡试。在此之前，袁宏道作诗偏于刻露、鄙俗，作文也偏于率意，招致时人非议；在此之后，其创作风格（尤其是诗风）回归风雅正途，趋于稳实、老练。袁中道《花雪赋引》对此有所记载：“予兄中郎，操觚即不喜学近代人诗，由浅易而沉深，每岁辄一变。往年自秦中主试归，语予曰：‘我近日始知作诗。如前所作禅家谓之语忌十成，不足贵也。’故今华嵩游诸诗，深厚蕴藉，有一唱三叹之趣。”

实则这种变化在此前袁宏道隐居于柳浪馆的数年间已有伏笔。早在万历三十年袁宏道刚刚归隐于柳浪馆时，就在写给袁叔度的尺牍中反省道：“不肖诗文多信腕信口，自以为海内无复赏音者，兄丈为之梓行，此何异疮痂之嗜。幸谨藏之奥，为不肖护丑，勿广示人也。”袁叔度曾为袁宏道刻印诗文集七种，是其文学上的知音，故有“疮痂之嗜”的说法。但袁宏道担心自己那些旧作招致更多的訾议，居然希望袁叔度减少对其诗文集的传播，足见其自悔心理之真实与强烈。万历三十二年他在写给黄辉的尺牍中自言：“诗文之工，决非以草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为近道也。”同年他为曾可前文集所作序中也说：“余诗多刻露之病。……余文信腕直寄而已。”这些材料共同揭示了袁宏道有“晚年自悔”的想法。

万历三十四年，他即将北上入京、重入仕途，此时其写给袁叔度的另一封尺牍，值得我们重视：

北车已脂，而宗禅适到。开函读手书，如渴鹿得泉，喜跃倍常。深蒙嗜痂之誉，愧汗无地。仆碌碌凡材耳。嗜杨之髓，而窃佛之肤；腐庄之唇，而凿儒之目。丑闲居之小人，而并疑今之名高者，以为徇外不情；师并生并育之齐民，而甘同其事。至于诗文，乖谬尤多，以名家为钝贼，以格式为涕唾，师心横口，自谓于世一大戾而已。而孰谓世有好之，如无涯其人其人者，无涯误矣。读凡夫诸作，信佳士也，恨不识之。花山公案何如？往日凡夫愿力过于吴令，故成毁顿异。但宝地既复，则当平气处之。

此前的几条材料，都有可能理解为客套的场面话或偶尔的自我批评，但以上这段表述，却十分全面地反省了自己过往那些率意鄙俗之作，明确而真诚地表达出自悔之意。他首先以杨朱、庄子自比，反省自己对社会正统观念（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冒犯；继而将思想观念上的弊病延伸到文学问题上，称自己的诗文同样“乖谬尤多”。所谓“以名家为钝贼，以格式为涕唾”，揭批了自己对居于主流的复古文学观念的反叛；所谓“于世一大戾”，则将自己独树一帜却招致訾议的性灵文学风格视作一种不值一提的边缘形态。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其边缘人心态的文学化表征。袁宏道经历了社会正统观念的长期规训之后，不再有年少时期的孤傲和疏狂，转而改换面目，将过往的性灵风范视作自己颟顸鄙俗的表征。

▲赵宦光小像

这封尺牍在最后提到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赵宦光（一作“赵宧光”）。袁宏道早年辞任吴县知县，除了病痛折磨、孝道未竟等原因外，直接的“导火索”就与此人有关。沈维藩在《袁宏道年谱》中对此事有所考证，认为是赵宦光在天池山（又称“花山”）与人争夺“宝地”，致起讼案。袁宏道作为吴县知县，没有支持赵的诉求，于是为其所毁。在“当路者”的干预下，宝地最终还是被赵据为己有。赵宦光有两重身份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他中年隐居于苏州城西寒山之麓，在这里凿山劈石、修筑“寒山别业”，使之成为苏州名流必造之所，因此他虽有隐士之名，却与各路名流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声气交通、实奔走天下”；另一方面，他又是明代复古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论诗“受复古诗学如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等影响，强调诗之体制格调，谓学诗必从《风》《雅》《骚》赋入”，所著《弹雅》一书集中呈现了他的复古诗学理论，堪称明代复古诗学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前一种身份彰显了赵宦光身居名流的社会地位，后一种身份则标定了他在文坛中所属的派系。天池山讼案已经过去整整十年，袁宏道与赵宦光终于重新建立起交往。他阅读了赵宦光的诗作，给出“信佳士也”的评语，还“恨不识之”。当年两人因天池山讼案而生嫌隙，但十年过去后，“宝地既复”，自当“平气处之”。这种态度既放下了与赵宦光及其背后之“当路者”的人事矛盾，也表达了对复古诗学的“归顺”之意。对于袁宏道这一妥协的姿态，我们应如何评价？这到底是人格随岁月的成长而淬炼，还是赤子之心的日渐失落呢？

袁中道将此变化的成因概括为“学以年变，笔随岁老”八个字，似乎袁宏道后期文学风格的脱胎换骨，只是其年岁、阅历增长后的一种自然反应。但我们发现，袁宏道对自己中期文学风格的反思，实则与其对社会政治的理解完全同步，他甚至直接将复古文学思想与社会阶层意义上的“当路者”相等同。在他的观念里，复古文学所传承的风雅之道，俨然已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对应关系毫无必要，而且正是袁宏道在其中后期接连陷入文学困局的根本原因。

这里我们就需要再考察一下袁宏道前期到中期的风格转变了。袁中道在为袁宏道所作的行状中，对袁宏道前期作品风格的评价是“独往独来，自舒其逸”，对其中期作品风格的评价则是“别开手眼，了不与世匠相似”“不镂而工，不饰而文”“随其意之所欲言，以求自适”。这两类评价确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也就形成了对袁宏道前期风格特质的遮蔽。相比起来，江盈科和张献翼对袁宏道的少作倒有着更为精准的认识。江盈科说：“君总角时已能诗，下笔数百言，无不肖唐。”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五年给张献翼的尺牍中说：“公谓仆诗亦似唐人，此言极是。”可见不仅张献翼认为袁宏道早年诗作似唐，而且袁宏道本人也是赞同的。其实，在袁宏道早期诗作中，不仅有大量的歌行体、拟古乐府和宫词颇具唐人风范，即便是那些抒写边缘人心态的作品，也不乏深厚沉郁的气质与缠绵婉转的情韵。这说明一个问题：袁宏道自少时就已养成的孤傲、疏狂的边缘人心态，与复古派所崇尚的诗文风格，其实并无本质矛盾，完全可以兼容。到其中期，边缘人心态继续得到发扬，袁宏道却放弃了早期那种与风雅传统相兼容的创作特征，而发展出刻露鄙俗的所谓性灵风格；后期则与中期完全相反，社会心态上由边缘回归主流，创作风格也与之相伴随地转而向复古派靠拢。换句话说，袁宏道中期和后期的人格倾向与作品风格都是同步的，只有前期作品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前期作品的这种复杂性，恰恰反证了中期与后期在社会心态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步，也许毫无必要。

边缘人心态首先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心态特征，要想在诗文作品中呈现这种心态，粗率鄙俗的作品风格并不具有必要性。袁宏道由前期到中期的风格转变，实际上就是误入歧途。他将对真情的抒发与率意的风格简单地对应起来，将边缘人心态的呈现方式下沉到修辞层面，这与其说是对其性灵文学思想的坚决实践，不如说是他在文学风格层面上的一次失败的实验。

四、边缘人心态影响下的性灵文学思想

历来对袁宏道性灵文学创作持正面立场的评论者，多在承认其粗率鄙俗的同时，用“求真”这一初衷为其开脱。但将粗俗的“真”赤裸裸地彰显在读者面前，又是否具备文学审美的合理性呢？评论者参不透其中关窍，皆因未从边缘人心态的视角来审视袁宏道性灵文学理论中的隐秘逻辑。袁宏道就曾自言：“余论诗多异时轨，世未有好之者。”暗示其文学理论与边缘人心态之间的微妙关联。要想探寻这些深层而隐秘的逻辑脉络，必须重新细读袁宏道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篇目，深挖其理论表述背后潜藏的语境。

我们知道，袁宏道对“真诗”的追求，一开始就伴随着对复古派末流的批判。万历二十二年，袁宏道还未出仕时，有两首写给城南文社社友李学元的诗，这是其文学旨趣的第一次集中呈现。其一云：“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中原谁掘起，陆地看平沉。矫矫西京气，洋洋大雅音。百年堪屈指，几许在词林。”诗中提到“西京气”“大雅音”，指向的正是文尚秦汉、诗宗风雅的复古派，言语中并无不敬之意，但末二句却将百年以来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词林人物一概抹杀。综合来看，他是对李梦阳、何景明等复古文学的首倡者保持仰慕之意，却对其后来的追随者大加挞伐。进一步的论述要看其二：“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袁宏道对何、李所草创的复古文学表示推服，认为“尔雅良足师”；却对何、李的众多追随者（包括李攀龙、王世贞等人）那种专注于文藻修辞的做法十分不满。而要想解救复古派末流的弊端，就应从“闾巷”中探访“真诗”，在《竹枝词》等民歌中获得灵感。“闾巷”一词正是理解这两首诗的关键，它是袁宏道边缘人心态在文学理论层面的自然映射，同时也与李梦阳所主张的“真诗乃在民间”之说一脉相承，更可见袁宏道所反对的复古文学实与何、李无关。

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在吴县担任知县期间，对政务之繁苦深表厌恶，孤高、桀骜的边缘人心态随之达到顶峰。这时他为弟弟袁中道的诗集作序，撰写了著名的《叙小修诗》一文，用详尽的篇幅系统论述了性灵文学理念。在此文中，袁宏道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说法。理解这八个字，既要留意概念术语的准确含义，又要联系整篇文章内部相互关联的语境信息。前人多紧盯“性灵”二字，将袁宏道的理论重心导引到抒情性问题上，认为抒发真情才是性灵文学的重点；或是更看重“不拘格套”这一反面论断，认为是针对摹拟、抄袭风气而言，却唯独漏掉了“独”这个字。我们细读《叙小修诗》，会发现“独”所代表的与世决绝、特立独行、以边缘人心态对抗主流社会的行为方式，才是袁宏道深敬中道之处，同时也是其性灵文学理论的真正要义，其背后处处都有边缘人心态的踪影。

▲袁宏道《叙小修诗》

袁宏道首先称赞中道“以豪杰自命”的气概，称其“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却“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关于“豪杰”二字的含义，袁中道在《报伯修兄》中已有解释：“狂狷者，豪杰之别名也。”这在袁中道自身的语境中，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挺然任天下事”的杰出人物，这种人有担当、可任事，能力挽狂澜、独排众议，他举的例子是领导改革事业的张居正；二是“上之不敢自附于圣贤，而下之必不俯同于庸人”的孤傲士人形象，这是他在二十多岁的年龄尚可达到的状态。袁宏道却独取第二种含义，认为所谓“豪杰”就是要追求一种疏狂任性、孤绝于世、独往独来的生命状态，而拒绝依附于乡土宗族等社会伦理的主流圈层，避免堕落为“庸人”和“乡愿”。袁中道年少时所作《得中郎书》一诗云：“业已为游子，何须问始终。家人已死看，父母未生同。”正表达了这种对乡土宗族乃至整个主流社会的拒斥心理，恰好符合袁宏道对边缘人心态的想象。

在《叙小修诗》中，袁宏道还十分艳羡袁中道“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的经历。与上引《答李子髯》其二对读可知，这些壮游经历除了凸显豪侠之气外，其实也指向“闾巷”《竹枝》。袁宏道认为，正是这些深入民间的经历，使袁中道的诗作“因之以日进”，从而达到“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境界。那么何为“格套”呢？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是写诗作文的格调、套路。试看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五年初辞吴县之任时写给友人朱一龙的尺牍，他向对方倾诉自己“乍脱宦网”后的快意，回忆过往两年的官场生活，说自己“两年为格套所拘”。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在写给梅国祯的尺牍中再次用到“格套”一词，将其与“官之理”相对应。万历二十七年，袁宏道在为梅蕃祚诗集所作序中转述梅氏诗论：“诗道之秽，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为格套所缚，如杀翮之鸟，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若老妪之傅粉。”既然“高者”与“卑者”情况有别，那么“格套”就应与“剽窃影响”并不等同，再结合“杀翮之鸟，欲飞不得”的比喻，可知是受官位利禄之束缚，为正统观念所拘囿之意。综合以上几条可知，在袁宏道的“词典”里，“格套”其实是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正统观念的代名词，是“闾巷”《竹枝》的对立面，同时也是边缘人心态所要抗衡的对象。

在《叙小修诗》中，袁宏道还提到了中道的诗文有其“佳处”，也有其“疵处”。前者是指对真情实感的抒发，后者则直接表现为所谓的“本色独造语”。那么何为“独造”呢？我们将其与“独抒性灵”的“独”，以及袁中道远离妻子、乡里的行为选择结合起来，可知其背后正是一种独往独来的边缘人心态。在提到复古派末流时，他还发出这样的控诉：“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野狐外道”同样是相比于风雅正道而言的一种边缘状态。在《叙小修诗》的最后一段，袁宏道描述了中道的生存情状：

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

将这种既贫且病又兼多愁的生命状态“发之于诗”，自然而然便形成了“哀生失路”的边缘人心态。但从《珂雪斋集》卷一、卷二所收录的袁中道访吴之前的诗作来看，爽朗乐观、豪气干云的诗作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然而袁宏道却从中勾勒出这样一副孤绝穷愁的边缘人形象，着实令人生疑：不知是怀有强烈边缘人心态的袁宏道戴上有色眼镜之后只能从中道早年诗作中感受到这类悲观、落拓的情绪呢，还是他只是将中道诗作当作自己建构性灵诗学的工具而已呢？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印证着《叙小修诗》背后的边缘人心态。

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暂住于无锡期间，给友人张献翼写了一封长信，再次集中表达其性灵文学思想。张献翼，字幼于，早年入赀为国学生，屡困场屋，乃颓然自放，多有越礼任诞之举，为万历时期狂士之代表。基于相似的疏狂性格，袁宏道将张献翼引为知己。在这封信中，袁宏道首先表明：“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这种戏笔的态度，与他此时期作品中已开始显露的率意风格实相匹配。袁宏道对其他多数友人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时，常有较为冠冕堂皇的逻辑基础，例如他常说自己不是为了反对秦汉盛唐才反对秦汉盛唐，而是基于文学史代有新变的既往经验，以及文学对心性、情感之真的正当追求。但在这篇长信中，袁宏道罕见地道出一些隐秘的想法：“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这简直是在故意与社会主流文学观念相颉颃，浑不顾忌可能招致的争议，只求“顶天立地”以成其“废他不得”的一家之言。这种但求于世间赚得一隅栖息之地的文学追求，境界算不得高超，格局也算不得开阔，因为它完全是基于袁宏道早已深植内心的边缘人心态。

我们知道，袁宏道的性灵文学思想不外乎两个基点：一是求真，二是求新。因求真而反摹拟，因求新而反复古。求真，则主张信口而出、信手而就的创作方法；求新，则坚持代有新变、与时俱进的文学史观。但生活中那些真诚的情感，由于文体规范的客观限制以及审美疲劳的自然规律，不一定总能给人带来新鲜感；而那些看似陈旧的情感，也许正是文人当时当刻境与情会的真实心理反应。因此，将求真作为抒发性灵的法门，实则不能给文人以真正有效的指导；而将求新发展到极端，则难免由情感内容之新、文体规制之新逐渐滑落到修辞技巧之新，乃至用词造句之新，这就埋伏了庸俗化乃至低俗化的风险。袁宏道的做法，也正是用俗来弥合求真与求新的矛盾。江盈科《敝箧集引》引述了袁宏道的一段话，其中就暗示了这层意思：

诗何必唐，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心能摄境，即蝼蚁、蜂虿皆足寄兴，不必雎鸠、驺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足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而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之为沾沾？

前两句中，“诗何必唐”强调求新，“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强调求真，而联系这两者的桥梁则是“即蝼蚁、蜂虿皆足寄兴，不必雎鸠、驺虞”“即谐词谑语皆足观感，不必法言庄什”，正是以庸俗为解药。如果说“雎鸠、驺虞”“法言庄什”所代表的，是居于社会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以及由此派生而来的出风入雅的复古文学追求，那么“蝼蚁、蜂虿”“谐词谑语”所代表的，不正是粗俗鄙陋的风格与琐屑无稽的内容吗？当读者对“雅”的内容与风格产生审美疲劳时，可以偶尔用“俗”的内容与风格加以调剂，但不能只有俗，也不能总是俗，否则俗就不再是调剂而变成了主体，这是袁宏道的第一重理论错误。当文学呼唤真诚的时候，固然应该反对那些虚伪矫饰的内容与雕章琢句的风格，但不意味着庸俗才是人性的真相、情感的真实，这是袁宏道的第二重理论错误。这两重错误最终汇总为一个“俗”字，其背后实则又是袁宏道精神世界中挥之不去的边缘人心态。

五、结语

以上我们分析了袁宏道文学生涯的若干阶段，由此透视其文学创作与理论的深层根源，实在于一种边缘人心态。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文最初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袁宏道所代表的公安派速兴而速衰？我们认为，根源正在于袁宏道精神世界中的边缘人心态。这种心态或许可成一家之言、开一派之风，但不足以担当起引领整个时代文学潮流的重任。如果说竟陵派对“古人之真精神”的追求总体来看是一种崇雅的思想，那么袁宏道将“真”与“俗”相等同，显然已局限于一种较为孤僻、狭隘的格局中；如果说袁枚的性灵中洋溢着一股令人艳羡的“富贵气”，那么袁宏道的性灵中则带有一种令人同情的寒窘气。尚雅避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大趋势，喜富恶贫是人性的常情与常态。袁宏道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优势与劣根，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深挖。因为它所牵连出来的问题，实关乎一些更为宏大的主题。

转自“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公众号！